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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南是“东北四大古民族”（东夷、东胡、秽貊、肃慎族）之一东夷族的发祥地之一，。《逸周书王会篇》记载：“青丘，狐九尾”中的“青丘”之地即是指辽南地区。夏商周时期即是辽南（青丘）的“夷文化”时期。“青丘文化”是夷文化的一个分支，从辽南境内各处古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和辽东半岛“巨石文化”石棚的遗存上看，夷文化有浓厚的神本主义色彩和开放的海洋性，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前身，后来融入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代表。战国后期燕据辽东，经历秦汉达五百年，此时辽南“由夷转汉、接轨中原”，修建了燕长城。两汉时期是辽南文化发展史的第一次黄金繁荣期：一、政治稳定，为历代稳定期最长的；二、水陆交通，与内地交往联系密切；三、内地居民的迁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四、汉学普及，东汉末期儒学兴盛，平原人王烈（后来熊岳城”王庭筠世家“先祖）山东学者管宁、太史慈、邴原、国渊等一大批学者纷纷携家眷浮海经沓津（今大连）至辽南讲学传经、结庐隐居，故后世称辽南为“管王之地”。辽南钟灵毓秀、物产丰饶、人杰地灵，“辽左为汉世诸贤避地区之，泉石烟霞，当不乏其也。”（康熙版《海城县志》）魏晋南北朝以后，东北少数民族形成、崛起、争霸，辽南地区成为他们扩大领地入主中原的必争之地，先后被鲜卑、高句丽、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占据近千年，产生了十分漫长而错杂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一时期的辽南与盛唐和两宋文化擦肩而过，进一步拉大了与中原文化的距离。明清时期，辽南地区的古文化经过近千年曲折发育期之后，终于进入比较稳定发展时期，在文化上重新与中原接轨，教育蔚兴、文风兴起，各种文化形态枝叶繁盛、蔚然成形，不断拉近了与中原文化的距离，并且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华夏文化在辽南扎下较为深厚的基础，为近现代辽南文化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明清时期的“金复海盖”四卫“各仓原收积米豆可足十余年之给”，被称为膏腴之地，出现了自汉代以来的第二次繁荣期。俗话说“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据史书载：金复海盖地区元代时属辽阳路，明洪武五年，划归山东布政使司管辖。朱皇帝把辽南归为隔着大海的山东管辖，是因为明初一直把辽阳以北地方视同化之外区域，而辽南地区因内地移民较多，当地土著汉化亦较深，且早惯于农耕，生活习俗与语言受胶东影响很深，故在朱洪武眼中如同自家人。清代平南敬亲王尚可喜是辽南海州人。清末国学大师罗振玉晚年皆在此境内结庐隐居（大连），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海城人），中共早期***之关向应（金州人），共和国少将吕正操先生（海城人）青少年时代皆在此茁壮成长。著名的金石学家于省吾（海城人），大书家沈延毅（盖州人），政治活动家阎宝航（海城人），“晚清四大书法”家之一张石船（复州人）等一批批名人皆是辽南人中的佼佼者。

关于辽南有作家这样写道：“ 辽南，是一个诗性的地区，这里气候温和，呈温带海洋性气候，前临黄渤海，后依千华山，境内物产丰饶，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看，那滚滚的渤海仿佛流露着历史大浪淘沙后的豁达；再看，那屹立了千百年而满怀希望的望儿山好像告诫人们红尘中的人间真情；瞧罢，那满树的黄澄澄的南果梨正示人以金秋的喜悦；还有那犹如人间天堂的庄河小桂林，似乎在不屑一顾的与广西桂林媲美。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才子词人、风流雅士、乡绅名客为之而倾倒，并流连忘返醉心于此：丁令威、管宁、尚可喜、王尔烈、曹雪芹世家、徐赓臣、臧乃用、康有为、张石船、张学良、沈延毅等，无遗不是其中之精华，并留下了千古轶闻。

辽南，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域，这里特殊的地貌造就出独特的文化氛围，纵横轩轾，堪称“东北之江南”。无论是那矗立在山顶上的石棚，还是那迄今亿万年的金牛山人，还是那历史悠久的熊岳城与辽阳城，还有那兵家必争之地旅顺口和古青石关，著名商埠牛庄，清代的平南王尚可喜陵墓，“东北王”张学良故居，宏伟的千朵莲花山，《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纪念馆，流传几百年的辽南鼓吹、盖县皮影戏、海城喇叭戏、海城高跷，还有那精美的岫岩玉石，皆演绎出辽南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几经岁月沐浴洗礼的人文烟痕。

辽南，一片富饶的军事要塞。这里是入关海上必经之地，是东北三省中的精华，自古以来，无论是高句丽割据辽东，还是努尔哈赤称帝，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还是辽沈战役，都以占据此地为得利，从而取得战争实质性的胜利。

辽南，一片深蕴人文情怀的区域，这里的人们既有关东人的慷慨豪爽，又有江南人的那种工细婉约，言谈举止，无不笼罩在身后的通情达理与善解人意之中。

辽南，又是一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而二度腾飞的经济地域。这里是新中国的东北老工业区，又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辽中南工业区，无数辽南热血儿女正在晨兴夜寐地为振兴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艰苦奋斗。这里商机无限，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如有投资并抓住商机，即可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梁永泽：《话说辽南》）

纣王的都城在朝歌，而朝歌在河南淇县，怎么殷墟遗址在安阳？

楼下的回答让我不得不在来说两句。

周总理纪念馆就在我家附近不远

淮安名人众多：

第一名：开国总理——周恩来

第二名：初汉三杰——韩信

第三名：西游才子——吴承恩

第四名：汉赋大家——枚乘

第五名：民族英雄——关天培

第六名：晚清全才——刘鹗

第七名：抗金巾帼——梁红玉

第八名：倚楼诗人——赵嘏

第九名：苏门学士——张耒

第十名：经学大师——阎若璩

第十一：建安七子——陈琳

第十二：瘦马画家——龚开

第十三：爱国志士——李公朴

第十四：扬州八怪——边寿民

第十五：清代名医——吴鞠通

第十六：甲骨四唐——罗振玉

第十七：大历才子——吉中孚

第十八：古文大家——鲁一同

第十九：历算学家——卫朴

第二十：京剧宗师——王瑶卿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谁给我介绍一下:郭沫若

最初我也曾认为杜预说得对，可对比神话影视、 历史 文献。我发现“纣王的都城在朝歌，而朝歌在河南淇县，怎么殷墟遗址在安阳？”这真是一个烧脑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神话与 历史 相矛盾的问题，更是 历史 与 历史 相矛盾的地方。

倒不是杜预把殷墟说成殷虚，因为左丘明记录的也是殷虚，其实这里的殷虚是通假字，通假的字正是殷墟。我们还是从商纣王的朝歌说起吧，这里面也有很多颠覆你观念的真相。很多人知道朝歌这个地方，还都是得益于大型古典神话连续剧《封神榜》。

不过，《封神榜》犯了一个发音的错误，这个错误倒不像把”耄耋（maodie）”说成“耄耋（maozhi）”那么严重，但依然不能让淇县人民接受。

不过之前最不能接受的应该是浚县人民，而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是鹤壁开发区的人民。这个问题就连《封神榜》里的演员都把朝歌（zhaoge（朝歌（chaoge）。

《封神榜》这部电视剧影响很大，很多人都把朝歌（chaoge）当成了正宗发音。淇县人民不能接受的是，朝歌就是淇县的古称，在汉太祖时还设立了朝歌县，朝歌被定为朝歌之前就是沬邑。

那为什么之前为什么浚（xun）县人民不能接受呢？朝歌的确是淇县的古称，但商纣王的宫殿，尤其是“天子死社稷”地——鹿台并没有在淇县，而在浚县。

汉高祖刘邦在河南省鹤壁市还成立了一个县叫黎阳县，黎阳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是黎明的太阳。而朝歌又是什么意思呢？大抵是对着朝阳而歌唱。

据《淇滨文史资料》考证，商纣王的殉国地鹿台就在今天的鹤壁市淇滨开发区钜桥镇刘寨社区、王寨社区之间。

鹿台其实是个错别字，其正确用字则为廪台。廪生是廪膳生员，廪台其实就是商纣王的粮仓。明朝“嘉靖七年岁次”的石碑记载的今天钜桥镇唐庄社区原名为宫堂村，这里的宫堂就是商纣王的宫殿所在地。然而，个人认为在今天浚县卫贤镇前后公堂才是真正的商纣王的宫殿所在地。

公堂村本为宫堂村，宫堂是宫议堂的简称。我私下认为，前公堂当为前宫堂，是商纣王的办公所在地；后公堂应是后宫堂，是商纣王寝殿后宫所在地。

既然宫殿都在浚县，浚县人民不能接受“朝歌”的错误发音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在2008年之前，不要说刘寨、王寨就是整个钜桥镇也都是属于浚县，甚至来说，淇滨区的主体在2005年原本就是浚县的大赉店镇。

另外，我们一直以来有个误区，商纣王的说法并不正确。这里，我特别想补充的是，尽管我前边多次提到商纣王，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殷纣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殷墟而不是商墟，商朝从盘庚时期就改国号为殷了。可不是盘庚爱迁都，他的老祖先都爱迁都！

商朝的发源地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可从建国以来，商朝就成为了“流浪王朝”。

他们从番开始迁，陆续从商丘（亳）迁到郑州（嚣），后来又一路向北走到了安阳。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安阳是安阳西，可不是后来的殷而是相（地名）。根据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在《西京赋》的记载，商（殷）朝前后迁都了13次，王国维将这前八后五的迁都地方逐一考证。

五迁：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

商朝君主爱迁都，也并不是什么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安全、为了发展。

商王朝自盘庚至纣的都城。

公元前1298年（前13191046+273），盘庚从奄迁移到了老家的老家商丘，可没多久就又迁到了北蒙。

北迁的过程很曲折，贵族都不愿意，这次迁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自然灾害，同时也是为了强化对贵族的控制。奄就是后来孔子的老家曲阜，而北蒙（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就在今天的安阳，被盘庚改为殷，同时也将国号改为殷。这就有意思了，殷王朝的就是殷，这就和新加坡的首都是新加坡城一样有趣。

魏国的《竹书纪年》说的是盘庚自从迁都到安阳到殷纣王自焚，这273年都没有迁都。可您一想，不对呀。《封神榜》里明明记载殷纣王的首都是朝歌呀！

《封神榜》是神话电视剧，最初源自于明朝隆庆、万历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也叫《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别看又是神话电视剧，又是神话小说，但说的朝歌是首都也不算太大的错误。

这《商周列国全传》话本最早在南宋时已形成，话本再不靠谱，也不至于编造首都吧。更何况，把朝歌定为首都，古典文献都有记载。第一段，我不是说了吗？杜甫的祖先杜预还说朝歌就是殷墟呢！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将朝歌定为殷朝的都城帝辛（殷纣王）并不是第一人。

《史记正义》似乎和《竹书纪年》很过去，后者说二百多年没迁都，前者说盘庚的侄子一代明君殷高宗（经常讹称为商高宗）的武丁（妇好的老公）就在南边的沬邑设立都城，还被称为武丁城，这武丁城就是后来的朝歌城。

不过武丁很快又迁回北蒙，然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也都一次又一次地迁过来，还把沬邑改为沬都。殷纣王还对沬都进行旧城改造大升级，其规模很大，已经毗邻了城西的朝歌山。热爱游山玩水的殷纣王，在山上俯视沬都，向阳而歌，遂将沬都改为朝歌。

朝歌是殷朝的都城，后来成为了废墟，称之为殷墟也说得过去。我们经常所说的殷墟一般都是河南五阳（包括县级有十五阳）之北的安阳。

如果没有《封神榜》电视剧，也许有太多太多的人只知道殷朝的首都是安阳，殷墟是安阳，而不知道朝歌也是都城的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安阳与鹤壁市开发区南边（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淇县）哪个是正宗的殷墟？或者换句话来说，安阳与鹤壁市开发区南边哪个才是殷朝的首都呢？莫非殷朝有两个首都吗？

殷朝何止有两个首都，人家有四个首都好不好？正宗的首都就是安阳，安阳是名副其实的首都，而包括鹤壁南部在内的三个首都，只能算行宫陪都。

熟悉 历史 的都知道，我们 历史 有两京制、三都制、五京制什么的？其实发源最早的还属于殷朝（商朝）。在殷朝晚年设立四都，分别是国都安阳、陪都朝歌、陪都沙丘、陪都邯郸。而这种“合纵”一条线的四都制，正是殷纣王的首创，而这可不是我乱说的是。有史册记载为证。

很明显从 历史 的记载上来看，朝歌的“存在感”、“出镜率”很明显高于邯郸还有沙丘，由此可以看出朝歌的地位。也就是说这陪都也是有等级的，也是要分个一二三等的。

如果按陪都尤其是第一陪都来说，杜预所说的是殷墟是朝歌也不错，毕竟朝歌不仅是殷朝的地方而且还是第一陪都嘛！倘若把殷墟定位真正的、唯一的、正式的国度的外，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安阳。

朝歌和安阳的关系像极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德国等国家的首都和行政中心（陪都）。斯里兰卡的首都是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其行政驻地却在科伦坡。德国的首都是柏林，但他的政府所在地却是波恩。

“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

东汉张衡《西京赋》谓， “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 。说的是成汤代夏前的商先公曾有八次迁都， 即《史记·殷本纪》所谓的“自契至汤八迁”， 殷人称之为先公时期；成汤代夏后的各代商王曾有五次迁都。“ 后五”即《尚书·盘庚》篇中的“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滋扰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关于“八迁”契居番，王国维先生进行了考证 ：契居番，是迁。昭明居迁砥石，是二迁。昭明于迁商，是三迁。相土东迁泰山下，后复归商丘，是四迁，五迁。殷候（上甲微）迁于殷，又复归商丘，是六迁，七迁。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 。

“后五”则一般认为： 仲丁迁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但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故此，“至纣王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都徙”，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

由此可见，商朝的都城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最出名的只有三个。就是一开始商汤所建立的都城“亳”——成汤故里，再就是商王盘庚所建立的“殷”——安阳殷墟，最后是纣王所建立的“朝歌”——亡国之都。

殷墟的都城地位

(一)从文献资料来看

在迄今所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涉及盘庚迁殷地望的最早记载，当推古本《竹书纪年》，但因简牍散佚，各家所引又不尽相同。

从这些不尽相同的记载中，大体可以肯定，盘庚所迁之殷在北蒙，地在邺南三四十里处。由以上记载来看，“殷”的地望当在今安阳一带。

另外，安阳一带发现了大量甲骨卜辞，这些卜辞基本上均与商王及王室生活相关，内容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年代从武丁一直延续到帝乙、帝辛时期，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里可能就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二)从考古发掘来看

1．殷墟具有都城要素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殷墟的现今范围 ，东界大致为京广铁路一线，北界在家庄、小营至秋口一线，西界以安阳钢铁公司西墙的南北延伸线为界(北辛庄以西)，南界为戚家庄、刘家庄一线(大致以万金渠为界)， 包括重点区、一般区和外围区三部分。

从以上资料分析来看，殷墟具有都城的要素。因此， 安阳殷墟遗址应为都城遗址。

2．殷墟作为都城的时问

就现阶段殷墟考古情况来看， 殷墟很有可能从盘庚时期开始建设， 殷墟文化中存在着早于武丁的文化遗存，包括甲骨文、宫殿基址、墓葬及出土器物等。而殷墟都城的下限，则和《竹书纪年》记载的“更不徙都”比较一致， 直到到帝辛灭亡之时。

殷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连续发展的 ，其中三、四期多连续使用，帝乙、帝辛时期的遗址面积大、分布也最广，居住遗址内的窖穴、灰坑密集，这说明殷末时期，在安阳一带居住的人口非常稠密，并没有政治中心迁移后出现的衰落、中断现象

朝歌的政治地位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则在帝辛时期，至少有朝歌、邯郸、沙丘三个离宫。《括地志》云： “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 这里明言朝歌原本为“妹邑”，可能本来是一个聚落，离宫是商王武丁始建的。

发展到商代末年，朝歌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凸显。武丁之后，妹邑俨然为一重要的政治中心。

从以上说法来看，庚丁、武乙、帝乙三王都曾迁都，且迁往同一地方——河北，即朝歌。这里的“徙”更像是商王往返于朝歌与另一政治中心之间，可 以看出朝歌已经逐渐超越了一般离宫，其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

除了指明某王“徙”往朝歌之外，古代文献还有不少记载，确切指明朝歌为“都”或“殷虚”。

这就可见朝歌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正由于朝歌在纣时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 于是古文献才有朝歌为“纣都”的记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歌的政治地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兴建之初，朝歌是作为离宫之一而存在的，到了商代末期，朝歌地位超越一般离宫，甚至被称为“纣都”，成为商政权的政治中心。

殷墟与朝歌之间的关系

1．安阳殷墟与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在殷墟卜辞中，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的说法。其中，占卜“王其人于商”的最多，这里的“商”似应指国都。此外，《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告诫殷贵族的言辞也有“天邑商”的说法： “今尔又日：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 对此，罗振玉、王国维将“大邑商”解释为“王畿”。

同时根据《战国策·魏策一》中记载 “殷纣之国”的范围：“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 这里的“殷纣之国”，应是指商代的王畿，孟门是今河南省辉县以西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隘，也就是说，晚商的王畿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釜水，前有黄河，后有山岭，四面都有天险。 可以推测“大邑商”或“天邑商”的范围比较广阔，安阳殷墟在王畿中心地带，而朝歌在王畿的南部，安阳殷墟和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2．安阳殷墟与朝歌的政治职能不同

根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记载，在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帝乙、帝辛时期的卜人有六个，其中，第二个人到第四个人都有都有周祭卜辞。这说明，在帝乙、帝辛时期，安阳殷墟还是存在国家祭祀活动的。 安阳殷墟是一直作为主都存在的，它与朝歌有不同的职能，大体说来，安阳殷墟应该主要是国王和贵族的宗庙所在，而朝歌主要是军事重镇及田猎、游乐所在，特别是它的军事基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越到商代末年，越显得重要。 以牧野之战为例，武王伐纣就是大战于此。纣王兵败，朝歌立即失守，由于前卫军事重镇失守、主要军事力量溃败，作为都城的安阳殷墟也就不战而灭了，整个商王朝的统治也就宣告结束。

成汤之故居——亳

当然除此之外，晚商的政治中心除了殷墟和朝歌之外，还有毫，即“成汤之故居”文献上有晚商时期的商王居“亳”的记载：

这座都城，与安阳殷墟相比较，可能只能是陪都至于盘庚所设这一陪都的具体地位如何，由于文献资料匮缺，很难论定。 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毫，徙河北” ，则似乎可以说明武乙时期再一次放弃了汤毫，由此反推，应该可以认定在盘庚与武乙之间的时期，汤毫应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

结语：晚商的都城体系应该是多个政治中心同时存在的体系，包括：殷或殷墟(即现在的安阳殷墟)、朝歌、成汤之故居。 这几个政治中心之间的关系推断如下：安阳殷墟是都城，是主要的政治中心；朝歌是晚商后期的政治中心之一，开始时为离宫，在商代末年，由于帝乙、帝辛的长期居留，是否发展为城市无从界定，但朝歌的政治地位可能已上升成为主要政治中心，被文献称为“纣都”，与此同时期的安阳则具有较强的宗教意义；成汤之故居则可能是晚商前期盘庚至武乙时期的陪都。

因为安阳是武丁及其以后商朝宗教祭祀之重地，所以大量文物资料均出土于此，而朝歌很可能是纣王时期才成为商朝帝都的，因而考古发现相对较少，两者并不矛盾。

理由主要如下：

一、安阳殷墟并不是商朝的都城

对于安阳殷墟就是商朝都城的这一结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受到中外很多分学者质疑了。

首先，如果安阳小屯村真的是都城，为何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的痕迹 ？商朝人是树敌颇多，四处征战的民族，最重要的都城没有任何城墙护卫，怎么可能？！

其次，在殷墟遗址中，所有出土的甲骨卜辞都是商王武丁以后的，如果盘庚真的迁都于此，为何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痕迹 ？

再者，在遗址区内，也没发现街道、宫城等大型遗址， 这与都城的性质完全不符；并且，如果说发现妇好墓的地方属于王宫，那么，一国之后为何不葬在皇陵，而是埋葬宫中，而且独此一例，实在解释不通。

二、殷墟遗址很可能是“宗庙”、“祭坛”以及“陵墓区”

如上所述，殷墟遗址是否为帝都确实存在很多疑点，那么，如果它不是都城所在，又是何地呢？

我们都知道，商朝人非常重视祭祀与占卜，因此，他们很可能在帝都附近，择一风水宝地，作为王室的陵墓区，同时也兼任祭祀祖先、神灵的重要场所。这也就能解释为何此处会发现如此大量的甲骨卜辞，妇好等商朝统治阶层的墓葬也会在此发现。

此类例子也有很多，比如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几代帝王都选择雍地（今宝鸡凤翔县）为重要的祭祀场所， 在这里，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大型祭坛，祭祀坑，也发现宫殿群（可能是帝王行宫）。

而秦都咸阳/汉长安城距离凤翔县都不算近，超过150公里，约为安阳殷墟到淇县朝歌距离（约80公里）的一倍！

可见，商朝帝王把王陵和祭祀场所建在王都以外的地区是很有可能的。

三、淇县的朝歌才是商朝晚期的真正都城

文献中对此有明确记载，比如《史记·周本纪》有：

《帝王本纪》也有：

此后的大量史书也都记载了朝歌是武丁或者帝乙之后商朝的都城。

另外，从 牧野之战的位置 （朝歌以南）， 商纣王死于朝歌 ，以及商朝灭亡后 周人把主要善后工作也放在朝歌 等史实都可以看出，朝歌必为商朝末年的都城。有很多学者也表示，朝歌自武丁朝开始应该一直作为商朝的军事重镇而存在，帝辛继位后，为了向东南开拓，遂迁都于此。

总结，纣王的都城在淇县朝歌确为事实无疑，至于为何殷墟遗址出现在安阳而非朝歌，则主要是因为商朝王族把宗教祭祀场所，以及部分王陵都安置在安阳的缘故。

故宫在北京，皇帝陵园在十三陵，或许几千年后会有傻子专家发现十三陵的废墟并宣布十三陵为北京城遗址。话说当初淇县归安阳管辖所以编 历史 时淇县不敢反驳，明明淇县是古朝歌，古都名号却被安阳抢走。而现在 历史 又在重复上演，明明古朝歌鹿台寺在淇县城西大水头村，却被鹤壁市在淇河北岸人造一鹿台，还有专家胡说高村淇水关大门朝南，现在淇滨区才是古朝歌，没了天理，淇县无论从地理到文代都很独特，先说地理，三面环水，几千年前淇县山清水秀，淇河和沧河都是水量很大的河，只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水量都很充沛，是淇县天然的护城河，淇河和沧河在淇县东南交汇并入黄河，几千年过去了黄河无数次改道，唯一不变的是古老的淇河， 历史 水路才是交通要路，诗经上大量的诗都是歌唱淇河的，再说风俗文化，淇县境内和外围大量古地名都源于殷商文化，南有牧野，比干庙，北有羑里城，境内有纣王殿村，古鹰犬城，淇水关，城内有三个海子，摘星台，鹿台阁，折胫河等等，淇县的文化还有更独特的，南边卫辉，北边安阳汤阴说话语言都带的音，比如说孩子，筷子，椅子，都读孩的，筷的，椅的偏偏中间的淇县从来不说孩的，筷的，而是孩子，筷子，椅子。就象北京的京腔京味一样。淇县是古朝歌本来无疑，但被以前的安阳说古都是安阳，鹤壁说朝歌是鹤壁一样，被争来抢去

看到有怀疑河南安阳的殷墟不是商朝都城，忍不住来答一波。其实，在清末民初时，怀疑朝歌是否为商纣王都城倒是大有人在，而安阳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观点几乎是牢不可破的。但随着后来研究的深入，开始有人质疑，“盘庚迁殷”的“殷”指的是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吗？

先来说说为什么殷墟在安阳。“殷墟”一般解释为“商的都城殷的废墟”。据说公元前14世纪末，盘庚带着他的臣民从山东的曲阜来到了河南的洹河边，并建都于此。殷墟发现王陵及宫殿基址后，在王国维的《说殷》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从此，安阳的殷墟作为“盘庚迁殷”中的殷基本上被确定了下来。很多通史中也是将安阳的殷墟看作是商王朝都城。

反对者质疑的依据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①《竹书纪年》中有盘庚徙殷至纣之灭，273年未迁都，这样来说，盘庚迁都的地方就应该是朝歌。

②安阳小屯村发现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盘庚时期的卜辞。

③遗址规模不够大，与偃师商城比差得太多了。并且在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没有发现城墙遗址。

据此推断殷墟遗址很有可能只是单纯的王陵而非都城。所以“盘庚迁殷”的“殷”指的并不是殷墟。

这里想说一下，在殷墟也发现了80多座的建筑基址，并不是只有王陵，此外，虽然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但却发现了壕沟，二者的作用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反对者认为盘庚是把都城迁到了哪呢？有说迁都偃师的，有认为盘庚迁都郑州的，还有认为盘庚曾迁了2次。

实际上根据文献中的记载，不同时期的商王曾多次迁都，有说迁都5次的，有说共迁了8次的。比如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等等，至于著名的朝歌，据说很有可能是武丁（妇好的丈夫）迁都于此的，当时称之为“沫”。《史记》中有：“纣都朝歌，在卫州城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沫邑，殷王武丁始都也。”

商朝从商汤到商纣王经历了31个商王，前后将近600年。期间迁都频繁，一座都城可能兴了废、废了兴也不是不可能。在殷墟也并未发现商纣王墓，所以，朝歌肯定是商纣王的都城。而殷墟，确实是有很多人认为它很可能仅仅是商王朝的王陵。

甲骨文明确记载，商朝的首都叫“大邑商”，即今天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

商朝是中国 历史 上唯一的一个首都不见城墙的中央王朝 那么怎样保卫首都呢？就是在首都周围建卫星城，形成城市群。本题中提到的朝歌就是卫星城，卫星城有好几个，所以朝歌既不是首都也不是陪都。

大邑商周围打猎的地方叫“殷原”，商朝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商朝，从来不叫殷朝。周武王灭商后，把商朝叫殷朝，把商朝人叫殷人。用“殷原”的“殷”指代首都大邑商，实际上是对商朝首都的污蔑，就像今天把某一个城市称为“大屯子”。

商纣王是商王最后一位人皇，都城再朝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淇县，要说为什么殷墟再安阳。

那就要回到商汤时期，商朝祖先是契，契是唐尧的弟弟。

而契则受封于商，而契的受封地就是今天的商丘， 史料中记载自契到商汤八迁， 商汤所在的商地是夏朝的方国，因夏桀残暴，商汤所在的商国开始崛起，再鸣条之战后打败了夏朝将夏桀流放到了南巢。

商汤因建立了商朝，再他去世后得到了商太祖的庙号，不过商汤的儿子由于早逝没能登基，故而商汤的孙子外丙即位，居住再商丘，外丙死后仲壬即位居住再商丘。

外丙死后太甲即位，不过也有 伊尹放太甲于桐的说法，太甲即位二十年后去世，太甲去世沃丁即位，沃丁居住再毫。

沃丁去世后小庚即位，居住再毫（今商丘），小甲、雍已、大戊都在毫即位，大戊时期因商道复兴，太戊因此也被后人称之为商中宗。

太戊之后仲丁由毫（商丘）迁至嚣（郑州西北地区）仲丁之后外壬也在嚣即位，河亶即位后将都城由嚣迁至相（今河南安阳西部）。

河亶甲去世祖乙即位，将都城由相（安阳西部）迁至耿，（耿另一说为邢，邢的地名为今天的河北邢台），还有两种说法是一个是山西，一个是河南温县，存在争议，祖乙又将都城从耿迁至庇（山东郓城，范县东南部）。

祖幸、沃甲、祖丁、南庚国都都在庇，南庚三年由庇迁于奄（山东曲皋），盘庚再奄即位，十四年将国都迁于北蒙（今安阳小屯村）

盘庚之后的小辛、小丁、武丁、祖庚、祖甲、冯辛、庚丁、武乙国都都是在殷（安阳），武乙三年将国都迁至于河北。

文丁即位后将国都沬（河南朝歌）归于殷都，文丁死后帝乙即位国都再安阳，帝乙死后帝辛即位（就是商纣王）纣王将国都迁至朝歌，朝歌也称了商朝最后的国都。

安阳殷墟则是盘庚、武丁在这里定都，武丁的王后就是妇好，妇好也是 历史 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女将军，这就是安阳殷墟妇好墓的由来。

商朝一直在来回迁都直到盘庚在位时才将国都稳定下来。

封神榜里比干被摘心走到卫辉比干庙死去的，看似故事，其实你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其实就是一脚油门几分钟的事，比干庙离朝歌城摘星台特别近，离朝阳宫，酒池肉林，鹿台，云梦山，古灵山等都特别近 ，其实就是在宫殿里干部受了重型，返家途中不治身亡，当时没有 汽车 也就是抬着或板车拉着，因为当时 社会 牲畜拉车是非常奢侈的事，估计连车都没有，何况是落难官员。古书山海经里记载的卫州东北，就是朝歌。至于殷墟那是宗庙或陵墓，因为深埋地下所以保存的较好。包括周围的在卫辉古城出土的著名古书典籍竹书纪年，中国编年史就是以它修订纠偏的。

商朝应该是历朝历代中迁都最多的一个朝代了。战国时期的古籍 《世本·居篇》记载，商朝“先八后五”迁都，意思是成汤灭夏之前八次迁都，灭夏之后五次迁都。

商朝的武乙在此建陪都，称为朝歌。武王克殷时，帝辛在朝歌郊外的牧野迎战而被击败，商朝灭亡。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把原殷商王畿地区一分为三：北部为邺，南部为卫，东部为鄘（浚，拼音：Xùn）。康叔被封于卫国，定都于朝歌城数百年。汉代置朝歌县；西晋八王之乱中朝歌仍扮演一定角色；元代置淇州；明代改为淇县。

就几十公里距离，当时的国都很大，商朝比周朝先进繁华的多。商朝实际是中国文明一个顶峰，周朝突然没落了，到了汉朝中期才又恢复到商朝那种文明程度，然后到三国又突然没落，一直到唐朝才又恢复到商朝那种水准。

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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